鲁班精神并没有像古代思想家对传统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但鲁班以其自身善于考察物性、物形以寻求其改变达到知其性、尽其用所隐喻的哲学内蕴——格物的逻辑起点、历史起点和由格物所达到的良知，依然构成对传统文化价值诉求及其哲学观的反动。鲁班精神所隐喻的哲学观和文化观构成其“百工之神”鲁班信仰的基本内涵。构成对主流传统文化的批判。

一、鲁班精神的技术理性是对人事文化传统的批判

自春秋以降，人们开始专注治国、兴国以强国的方案和路径，专注人事而疏远器物之术。工匠虽然勉强生存但其求生的器物之路始终处于传统文化边缘域。鲁班工匠执着于器物而生发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所支撑的工匠文化成为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体系，虽不为人们所推崇和眷顾，但却支撑人们的生存，生活的边缘域强力支撑生活世界中心。人们虽然享受着技术理性所创造的器物之便，却始终抑制依赖于技术理性而创造器物之便的工匠职业，一方面将工匠职业界定为价值秩序的士、农、工、商，规定了人们的价值诉求；另一面则将历史观诠释为心的秩序，工匠行为及其事业被边缘化。

鲁班以执着器物而获得“鲁班神”的地位。“鲁班神”乃至鲁班信仰之所以可能，就鲁班自身而言，首先应当是鲁班对木工职业及其相关器物的执着结果。一是对木工器物材料设计和加工构成鲁班长期谋生职业的历史起点。二是对木工器物材料设计和加工构成了鲁班对器物材料设计和加工的抽象关注的逻辑起点。由此而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形成对比。

鲁班精神的精髓是格物致知，鲁班对物的执着与考察，一方面揭示了物“相”本质本身，另方面则是揭示了了人的理性对“相”本质的显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的规律，但这不足为奇，物的规律的显现依赖于人的意识能动性，工匠关于考察加工器物获得的物的规律、相和道只是工匠大师的内在意识使之然，工匠内在直觉使得物之道彰显，抛开工匠大师的执着持续关注器物和事业以及其内在直觉的主观能力，物之“道”的开显难以实现，物之道只是朝向人们内在直觉敞开和涌现。“格物致知”首先是对包括鲁班等工匠大师的理性能力的诠释，物的规律和鲁班知性理性的揭示最终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彰显。

鲁班发明的工具及对工程建造的机理利用彰显了鲁班作为工匠过人之处成为大师的理性能力。鲁班创造工具体现了其技术理性完备。相传鲁班制造了攻城的云梯、舟战的勾强和机关备至的木马车，发明了曲尺、墨斗、凿子和刨子等工具。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工具是人们开发物性的“度”的体现，技艺的纯熟不过是一种主体把握“度”的结果，而最能彰显这种物性的“度”就是人赋予特殊实用内涵的工具，它是对物“相”的揭示而又反诸于物本身的载体和过程。但工具所揭示的根本在于对工匠自身的理性“相”诠释，揭示了人与物交往的能动动机和视域内涵，也就是即使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充斥着人事内涵，但不乏体现技术理性文化视域及其对人事文化的反动和批判。鲁班技艺精巧备至，技术理性彰显。“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其技艺精巧备至，“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之攻宋，”“公输盘九设工城之机变。”“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吕氏春秋˙慎大览》中也记载：“公输班天下之巧工也。”而在汉代《礼记˙檀弓》中记载了鲁班请求用机械方法下葬同族年幼公输若母亲的故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殓，饮请以机封。”而在汉乐府相和歌《艳歌行》中记载了鲁班参与洛阳宫修建的事迹，并赞扬其精巧技艺：“谁能刻镂此，鲁班与公输。被只用丹漆，薰用苏合香。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

鲁班格物致知获得的并非仅仅技术理性，同样开显了鲁班工匠执着于器物的情感、美学、宗教以及伦理等价值理性，视所执着的器物为其价值理性的载体，赋予了“把工程做好”的良知。格物致知同样开显了鲁班的良知。

鲁班精神崇尚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的精髓，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本身隐含深刻的技术理性特殊视域，提供了鲁班大师执着于器物之变的技术理性，并赋予工具乃至机关以文化的特殊内涵，以便利生活。另一面工具乃至机关器具所暗含的对崇尚人文文化偏执性的反动和批判，以至于构成对人们传统价值的士农工商的结构与秩序的颠覆。同样，也是对传统历史观的批判。

二、鲁班精神提供了相对于主流传统文化的思维反动

传统文化是以血亲道德普系来维系的。中国浓郁的血亲生活样式是基于如此的文化前提：“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这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血亲共体是血亲个体获得生存利益的情感干预方案和组织形式。血亲家庭共体因血亲个体生存秩序需求而产生。前工业时期劳动不发达，劳动产品不够丰腴，而解决人们利益需求的方案必须是实用而实际的情感干预即恩格斯所阐释的“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由此而确立的是血亲共体及其血亲道德体系，它是一种义务论道德谱系，这种道德义务论具有深刻的血亲义务机理。“血亲义务论是建基于人类血缘、婚配和长幼等自然血亲关联基础上精神崇拜和道德构架。血亲义务结构是一种依赖于血亲道德责任承担者及其文化心态而构成的血亲共体一切生存活动终结域。”“引导机制……是社会关系的个体为获得血缘群体的接纳，为获得安全感而必须具备的伦理智慧。就是说，一个人只有诚信，才能在亲人、朋友和君臣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并获得生存意义感，否则就是不忠、不孝、不义，就会被血缘群体所排斥，在关系社会中，这是令人恐怖的事，……讲诚信完全是忠、孝、仁、义这样的事情。”血亲义务关系，一方面是义务呵护和父权实施，另一方面则是无条件的服从与享受血亲福利。这种血亲信仰意义下的责任关系具有严重不对称性。血亲义务道德体系强化血亲共体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个体只有在血亲共体内获得自身生存利益，遵循共体规范和接受共体的血亲福利构成血亲共体的生存样式。

血亲关联由于缺失物质层面甚至商品交往的内涵和意义，在交往范围上难以超越血亲关联性而成为异质交往的范式。超越血亲关系的异质交往除去商业内涵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商业交往所暗含的公共领域交往关系。公共领域交往与商业交往的自由平等价值诉求内涵，决定了建立在商品交往的公共领域交往是对血亲交往的颠覆和扬弃。因此建立在同质性基础血亲交往的道德普系无法表征和体现异质基础的商业交往乃至公共领域交往丰富内涵和意义。具有深刻血亲文化的中国人，极有可能从一个血亲信仰的忠诚者沦为市场经济结构的无道德主体。

与此同时，由于血亲共体文化的强势，中国古代社会乃至今天，交往的社会共体及其文化，如费孝通先生所感言，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没有社会及其结构的，有的仅仅是超越血亲家庭的家族共体。但严格意义，家族共体并没有超越血亲本质本身，它不过是血亲共体的放大和扩展，何况这种共体严重缺失实质性的物质、利益交往内涵，支撑家族共体依然是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的人的依赖生活样式。鲁班工匠所引发的行业交往及其秩序化深层隐含着交往的异质性、理性、公共领域及其道德普系极大可能性。无论是鲁班道德形象还是工匠崇拜鲁班神灵的道德情怀都是在传统工程建造的祭祀活动中得到异质工匠们的认同和强化，工匠虽然很来自于不同血亲家庭，但工匠群体因雇主需求而发生物质、技艺交流，生成生存共体。由鲁班信仰崇拜所生成的道德禁忌在祭祀活动中不断内化和凝结工匠道德责任本体，鲁班崇拜和信仰构成了工匠群体的基本认同。尤其是鲁班祭祀活动更强化了这种异质性生存共体的存在。“本地木匠与外来工将分为二厂一一立有鲁班庙，以为祈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也记载了鲁班信仰内容：“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作都供的是鲁班……。”明清时期的上海，鲁班信仰比较突出。上海在城市化过程中，工匠队伍得到扩大，而尊奉鲁班的祀祠诸如鲁班殿、鲁班庙、鲁班祠和公输子庙等开始兴建。南翔镇的鲁班祠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它是上海比较早的鲁班祀祠。这些鲁班祀祠一般是由工匠行会兴建，既可以是行会聚会的场所，当然也是奉祀鲁班祖师的祭祀地。鲁班殿都具有超越功利性的祈求鲁班神灵保佑栖居工程建造项目的精神追求，因为这些鲁班祀祠是纯粹为工匠自身祀神、议事而修建，由工匠捐助。与当下一些鲁班庙修建不同，它是工程雇主尤其房地产商功利性的祈求鲁班神灵保佑其建筑工程的工具。传统工匠修建鲁班庙主要是以崇拜和敬畏文化心理结构等内在精神寄托为主题，虽然也关乎工程建造活动，但它是先验的，是工匠敬畏鲁班神灵的心灵遵循道德原则的结果，它构成维系工匠共体的精神支柱。